在环壕聚落的中部区域发现了一处大型遗迹，编号为H796，该遗迹平面呈不规则菱形，东北有一向外凸出的区域，长边约22米、短径16.5米，平面面积接近370平方米，深2.8—3.1米。遗迹口大底小，剖面整体呈喇叭状，开口靠近边缘处底部为斜坡状，与开口线之间夹角约15°，形成遗迹的外缘区；向内部约1.5—1.75米处壁面迅速下切变得十分陡峭，剖面为接近直壁的筒状，与开口线之间夹角约70°，形成遗迹的中心区。底部暂未发掘，结构暂不清楚。

在该遗迹的东部发现两级台阶，第一级台阶为南北向，修建非常平整，已发掘部分呈不规则长方形（局部暂未发掘），已发掘部分长约3米、宽约1.2—1.4米，距开口深约0.67米，在该台阶上发现了踩踏面，踩踏硬度不高，厚约0.01—0.02米。第二级台阶位于一级台阶的西侧，整体呈长条形，长1.95米、宽约0.2—0.35米，与一级台阶的高差约0.25—0.3米，该台阶上发现一层细泥类遗存，十分坚硬，台面凹凸不平，在该台阶上发现8个长条形凹槽，长约0.12—0.3米、宽约0.6—0.1米，凹槽基本与台阶呈垂直方向，疑似脚印类痕迹。遗迹西北角也发现一级台阶，平面形状接近三角形，长约0.9米、宽约0.12—0.6米、距开口深约0.7米，台阶建造于中心区与外缘区交界处，与外缘区基本处于同一连接面，在台阶上发现了踩踏得十分坚硬的硬面，同时踩踏面向外缘区延伸，在外缘区分布形状接近以台阶为中心点的扇形，半径约2—2.1米。外缘区的踩踏面呈斜坡状，整体较平整，发现有5条凹槽，均朝向遗迹中心区方向，凹槽大小不一，最大的呈长条形，长1.05米、宽0.15—0.2米、深0.15—0.34米，最小的呈椭圆形，长0.25米、宽0.12—0.16米、深0.06—0.12米，其中还有一个极似脚印状，东北边缘较直，西南侧边缘略呈弧形，长0.46米、宽0.1—0.16米、底长0.27米、底宽0.6—0.1米、深0.12—0.18米。根据台阶的建造位置、形状、踩踏面、脚印类痕迹，推断目前发现的几个台阶应为H796配套的取水性质附属设施。

在该遗迹的西南角还发现了一条南北向沟渠类遗迹，编号为G7，剖面呈倒梯形，宽0.4—0.8米、深0.6—0.8米、长约95米，局部发现有反复修整的迹象。G7与H796连接处逐渐变宽，两侧壁面与H796边缘衔接顺畅，且G7与H796连接处底部逐渐抬升，深度变浅，在两个遗迹交界处底部还有一凸起的坎，据此推断G7应为H796的排水性质配套设施。

H796内堆积非常丰富，自上向下可划分为7层，堆积基本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凹形堆积。在第4层下有二次清淤使用痕迹。出土数十件完整陶器，主要有釜、钵、盂、泥质罐、夹砂罐等，还出土了大量陶片。

根据目前的发掘成果，该遗迹不仅建造有中心储水空间，还在东侧、西北角建造有取水台阶，西南角还发现给排水的沟渠类遗存，综合判断其应属一处人工挖建的大型水池遗迹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水池遗迹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时代最早的人工水利设施，为研究该类遗存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该遗迹基本处于整个环壕聚落的中心区域，位置极为特殊，考古勘探的结果显示，水池遗迹周围为一处大型广场，鲜有同时期的其他遗迹在此分布，不仅说明该区域的布局是经过人为严格规划，也凸显了这个遗迹在当时聚落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杨官寨遗址的聚落整体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进一步探讨庙底沟时期的聚落形态乃至社会组织状况等相关向题提供了可靠材料。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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