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墓地

2015年起，为了进一步探索遗址东部区域的功能区划以及聚落的整体布局，在杨官寨遗址环壕外东北部开展了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一处大型史前公共墓地。初步探明墓地位于杨官寨遗址的东部，西侧与遗址东环壕毗邻，平面范围东西长约530米，南北宽约170米，总面积达9万余平方米。截至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已揭露面积约7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密集分布的墓葬。目前已对墓地东部区域的460多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墓葬规格相近，均为小型墓。墓葬开口平面皆呈长方形，长约2—2.5米、宽约0.6—0.8米，深度鲜有超过1米者，个别墓葬的规格稍大，在4—5平方米左右。

基葬方向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少量为西南—东北方向，且墓葬间未见任何打破关系，在部分墓葬的东侧或西侧还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可能为“幡”类标识墓葬位置的墓上建筑遗存。墓葬形制包括偏洞室墓、带二层台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前者根据洞室与墓道相对位置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偏洞室墓和半洞室墓两型。偏洞室墓是已发掘墓葬中数量最多的，能占到总数的80%左右，该类墓葬系先向下修筑有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道，再于墓道长边一侧掏挖与墓道基本平行的偏室来安葬死者，绝大多数墓葬的偏室都位于东西向墓道的北侧，只有极个别墓葬的偏室位于墓道南侧，偏室长度通常仅略大于墓主的身高。以M215为例，为一座偏洞室墓，由竖穴墓道及偏室两部分组成，墓道平面略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四壁竖直，壁面粗糙，墓道底部因掏挖偏室形成台阶状，偏室位于墓道北侧，平面近似椭圆形，弧形顶，底部呈西高东低的斜坡状，墓道东西长1.88米、宽0.6—0.64米，底部最深处距开口0.7米，偏室略长于墓道，东西长2.12米、向北最大进深0.38米、高0.38米，墓主人葬于偏洞室内。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的二层台均为修筑墓葬时预留在墓室周边的生土二层台，有些墓葬的墓室四周均设有生土二层台，有些则只见于墓室的东、南、北三侧。M388为一座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该墓墓室平面呈不规则长条形，墓室西侧打破墓葬西壁掏挖一截土洞，进深仅有0.1米，其他三侧均设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距墓葬开口0.18米、宽0.15—0.5米、高0.45米。其中部分带二层台的墓葬还建造有半洞室，即在墓葬西端壁面处向西侧掏挖与墓室连成一线的洞室，洞室进深仅能容纳墓主头骨或者上半身，形似壁龛，该类墓葬数量极少，墓葬开口平面与一般墓葬无异，基本都是东西向的长方形或梯形，半洞室墓M328开口平面长度仅1.65米，而底部平面总长有2.02米，其中墓室西侧向外掏挖的洞室进深0.58米，洞室底部与墓底平齐。

竖穴土坑墓修筑往往较为简易，有些只是向下掏挖一个浅坑，如M311，平面呈狭长椭圆形，口大于底，墓壁向下略带收分，墓口长径1.95米、短径0.48米，墓底长径1.85米、短径0.37米，残存深度0.18米，内葬成年女性一名，在葬人与墓葬四壁之间留有的空间非常有限，甚至略显局促。

在已完成发掘的墓葬内尚未发现有木质葬具，但在个别墓葬中人骨周围发现了疑似编织物包裹的痕迹。通过对人骨周围采集土样进行的植硅体检测分析，鉴定出了芦苇盾形植硅体，据此推测在死者下葬时曾用芦苇类编织物对尸体进行过包裹。

埋葬方式均为单人一次葬，墓主仰身直肢，头朝西，面向上，双臂贴近躯干摆放，足部大多并拢，明显不同于人死亡后双脚呈“八”字状自然分列排布的情况，应当是受约束所致，也再次印证了墓主下葬时曾经被包裹或捆绑。发掘过程中，在相当数量的墓葬中发现有墓主手指骨等细部骨骼移位的现象，有些分布在墓道填土内，有些摆放在墓主头骨附近或骨盆内，推测与下葬时施行的割体葬仪有关。

墓葬内出土随葬完整陶器数量较少，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陶钵、单耳罐、夹砂陶罐、陶杯等，但在很多墓葬中存在有以残陶器或陶器残片随葬的现象，这些残陶器或陶器残片集中出土于墓室内人骨周围或墓道填土之中，有些则明显是将一件完整陶器摔碎后再葬入墓葬中的不同位置，疑似毁器习俗。其他随葬器物包括玉钺[yuè]、玉环、玉璧等玉器，石环、石珠等石器，以及骨环、骨簪等骨器。个别墓葬中随葬有块状颜料，通过对其中一座墓葬M176出土颜料的检测分析，可知其主要成分为赤铁矿，颜料的颗粒度极其细微，且发现有疑似煅烧的痕迹，在其中还检测出了动物蛋白质的成分，综上推测这块颜料是经过煅烧、研磨、筛选、掺和动物胶凝结成块等一系列的精细加工方才成型，方便保存和使用，也表明了庙底沟时期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颜料加工工艺。在一座儿童墓葬中还发现一件完整的龟甲，而乌龟在古代被认为具有通灵的作用，所以龟甲常被用作占卜，其外部形状从上方看呈椭圆形，从下方看则更接近长方形，恰好与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不谋而合，因此不排除其包含有某种原始宗教方面的寓意。

庙底沟文化陶石骨器

尽管本次发掘的墓葬随葬陶器数量有限，但墓葬内出土的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彩陶盆、泥质筒形斜腹罐、夹砂鼓腹罐等陶器无疑都是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而且墓葬的碳14测年数据与环壕的测年结果完全吻合，因此我们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也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填补了该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

本次发掘的杨官寨遗址东区墓地，墓葬规格普遍较小，平面长度多在1.6—3.4米、宽度在0.5—1.4米之间，深度鲜有超过1米者，面积集中在1—2平方米，平面规格最大的一座墓葬也不过4平方米左右，并未见有显著的等级差异，且都很少出土随葬品，与环壕聚落西门址两侧出土大量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形成了极为鲜明对比，所以应当是一处埋葬聚落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

杨官寨遗址大型墓地填补了庙底沟文化同类考古发现的空白，也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埋葬制度、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婚姻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科学的考古资料。而且，本次发现的偏洞室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其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的时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墓葬内出土的彩陶壶与大汶口遗址的壶类陶器在整体形态上颇为相像，并非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但其表面彩绘纹饰却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常见的花瓣纹，显然是不同文化因素相融合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庙底沟文化与大汶口两大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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