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6年，考古专家在遗址西南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以半坡四期文化遗存为主。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遗址南部发现了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断崖，断崖已发掘揭露部分长约72米，根据发掘情况分析，断崖以南部分为河道冲击而成的堆积，推测该断崖可能就是古泾河冲刷形成的北侧河堤自然断面。

在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共发现13座房址，平面基本都是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活动区域，后室则是借断崖之势掏挖成的窑洞式居住空间，窑洞式顶部均已被晚期活动破坏，但是根据壁面的内收弧度可判断其当属窑洞式建筑，这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乃至中国考古所见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其中的F16位于南部断崖边，平面近似瓢形，整体长2.8米、宽0.9—2.4米、深1.24米，由门道、灶坑、居室、室内柱洞等部分组成。门道位于房址的东南，方向与断面基本垂直，呈西北—东南走向，进深0.8米、宽0.9—1.1米，底部为三级台阶，自房内向外逐级升高，分别高0.1米、0.25米、0.2米，宽0.2米、0.22米、0.2米，门道处的台阶上有较厚的踩踏面，厚约0.03米，并向外延伸出大片踩踏面；居室平面近方形，地面是经人为加工而成的硬面；居室北部发现一座平面近三角形的灶坑，长0.35米、最宽0.25米、深0.05米，灶坑壁面及底部经火烧形成较厚的青红色烧结层，厚0.02—0.05米；在房址内中部偏东、中部、北壁下和东壁内侧共发现4个柱洞，柱洞直径0.15—0.35米、深0.1—0.35米不等；房址壁面较直，残高1.24米。

杨官寨遗址南区制陶作坊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窑洞式房址门道的一侧或两侧还建造有烧制陶器的陶窑。以F16为例，门道两侧各建造有1座陶窑，编号为Y9、Y10，结构均为横穴式，由火膛、火眼、火道、窑室等部分组成。火膛平面呈圆角梯形，靠近窑炉处建造有顶部，仅留有一较小的操作口，Y9顶部已坍塌；火塘通过三个火眼与窑室连接，三个火眼分别连接不同的火道，中间火眼连接窑室底部中央的直向火道，两侧火眼通向窑壁内侧的环形火道，Y9火道宽0.12—0.15米、深0.08—0.1米，Y10火道宽0.04—0.08米、深0.06—0.07米；窑池由被中部直向火道分割的两个半圆形台面组成，整体接近圆形，池面建造非常平整；窑壁由底部向上内收，复原形状呈馒头状。这些房屋与陶窑之间并无叠压或打破关系，而且呈现出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应该是同时期规划营建的，表明同一组房屋和陶窑很有可能属于共同的使用者，据此判断陶窑边的房址可能就是从事陶器制造的陶工的住所。

在断崖附近区域，还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房址和窑址相关联的窖穴，如H402，灰坑平面呈椭圆形，袋状，口径1.1—1.3米、底径2.55—2.7米、深2.3米，坑内出土了40余件完整陶器，其中仅可修复完整的尖底瓶就有18件。这些尖底瓶的形制和装饰风格一致、规格也基本相同，推测是由同一批制陶工人生产制造的，反映了陶器制造的专门化、标准化，此外还出土有一件陶轮盘，疑似制陶工具。在一个灰坑内出土数量如此之多，且不乏形制一致的完整陶器，还出土了大量制作成型的陶器半成品泥坯块，充分表明H402是一处专门用来储藏陶器的窖穴。由此推测，这片由成排的房址、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组成的区域很可能是平坡四期文化时期居民的专门制陶作坊区。

遗址南区房址与陶窑的组合关系

遗址南部区域的房址与陶窑组合关系，打破了半坡文化时期聚落内部成员共用作坊区的习惯，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家庭从日常的狩猎采集和耕种生产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工，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郑州的西山遗址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夯土城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夯土墙类遗存，似乎表明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同时在北方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这一时期的窑洞式房址内大量建造有储藏间、窖穴等附属设施，可能与私有物品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杨官寨遗址作坊区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相同规格的陶器，仅尖底瓶就复原了18件，这种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说明财产私有观念业已出现并且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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