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陕西历史悠久，环境独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记序言》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事实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陕西以西安作为行政中心、军事重镇，历来受到重视。唐朝以前，长安作为首都，其地位不言自明。然而以“陕西”作为区划的名称，却是始于宋代“陕西路”。此后，元朝设置“陕西行中书省”，明朝设置“陕西布政使司”，清朝改置“陕西省”等。其元明清三代的管辖范围，并不局限于今陕西全境，在一定时期，还包括四川、甘肃、宁夏、青海部分地区。

《旧唐书·昭宗本纪》记载，唐朝末年，朱全忠（温）迁都于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毁坏了长安城的宫室、百司及市民百姓的房屋庐舍，长安城因之变成废墟，这是长安历史上又一次大的浩劫。朱全忠（温）不但拆毁了城内的建筑，还逼迫城内的大量居民迁走。朱全忠（温）的这一次拆毁是致命的，也是长安都城史上最大的一次破坏。从此以后，长安失去了作为首都的地位，仅作为地方重镇存在而已。但是，历代统治者的长安情结依然根深蒂固。北宋初期，太祖赵国胤虽建都开封，但曾发愿当居长安；元明两代，朝廷认为，长安的重要位置仅次于京城，便以最重要的亲王镇守，因而分别成为元安西王府所在地和明秦王府所在地。正因为如此，长安城才多次被修造维护，从而保留了古代城垣建筑的原始面貌，成为封建时代城市建筑的杰作。

如上所述，唐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温）实施暴力拆迁，到达洛阳以后，时任佑国军节度使的韩建便被调任长安，兼任京兆尹，因为长安已遭毁坏，于是改筑新城。据元李好文所编《长安志图》记载，当此之时，“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内重其址尚在。东西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治所”。

当时的李好文是元代陕西行台御史，其所记说得很清楚。他不仅是地方大员，更是一位历史地理学者。根据他的记述，佑国军节度使（李文误为“匡国”，辛德勇先生辨正）韩建驻守长安，放弃了外郭城和宫城，只把唐代的皇城加以改修，封闭了朱雀、安福、延喜三门，将城的范围大大收缩，以便防守。而且不得不把咸宁、长安两县衙分别留在了东西城外。此后，历经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到宋、元两代，城垣规模并无改变。其中说“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明确当时的奉元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四边各有一门，每边都有三重城门，分别是羊马城（月城）、瓮城、主城的城门，门上分别是闸楼、箭楼和城楼。“四门，门各三重”如此解释比较明确，那么“内外二重”如何解释，尚没有定论。辛德勇先生认为：“韩建最初把新城修为内外二重，应当就是以内城作为京兆府或佑国军的衙署，其制经五代为宋人所承袭，后又沿至元代，成为奉元路的街署。”此一说很能够说明问题，应该是切合历史实际的。

唐长安城含光门遗址

李好文把制建改筑的这个城称为“新城”。其实它的正名也在不断变化，比较重要的有曾经在五代称“大安府城”等，宋代称“京兆府城”“永兴军城”，金代沿用“京兆府城”。在元代称“安西府城”“奉元路城”，明代后称“西安府城”。其府治皆在钟鼓楼广场一带。

根据以上所述，这座城正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改筑而成，为便于理解其城建规模，说明相关问题，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唐代皇城的情况。

（来源：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安文化遗产辑录》，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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