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坐落于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因清代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门博物馆。西安碑林历时900多年，现藏有4000余种碑刻、4000余部古籍和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

西安碑林博物馆

西安碑林最初是以珍藏石经而著称于世。从唐末至北宋，经过三次石经迁置，最终形成了碑林。

第一次迁置发生在烽烟四起、长安剧变的唐代末年。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在惨遭毁坏的长安城基础上，缩建长安新城，当时，皇城以外的外郭城均被放弃。据北宋元柏五年（公元1090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载，当时国子监在务本坊，长期存放在国子监里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被委弃郊野，韩建便将部分《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迁入新城内原唐朝尚书省西隅之文宣王庙，位于今西安鼓楼以西、北广济街以东。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镇守长安的永平军节度使刘鄩[xún]又将其余石经搬迁到了城内。韩建领前、刘鄩随后的唐代石经迁移，成为碑林历史的重要源头，奠定了碑林形成的基础。

《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

《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

唐石经的第二次迁置，发生在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将唐石经及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徐浩、柳公权之书，以及有关偏旁字源之类的唐宋碑刻，迁置到府学之北墉[yōng]。这次迁移石经，不仅改变了石经扑倒摧折的艰难处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洗剔尘土、补锢残缺，进行陈列展示。碑刻数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个由碑亭和碑廊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西安碑林初步形成。

据金代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的《京兆府重修府学记》记载，唐石经的第三次迁置，发生在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知永兴军府事虞策将文宣王庙、府学和唐石经及诸多唐宋碑刻迁移到了西安碑林的现址所在地，不仅建起规模恢宏伟冠一时的庙学，还将玄宗注《石台孝经》和文宗《开成石经》，以及蝌蚪篆隶、龟趺[fū]龙首之属的诸多碑刻，安置在孔庙宣圣殿后，建成“碑院”。至此，一个以收藏和保护历代碑刻为目的的特定场所——碑林，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崇宁二年之后，孔庙、府学和碑林不再迁动，延绵至今。

金元时期是碑林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金代曾对京兆府学、孔庙和碑林进行过4次整修，分别是贞元三年（公元1155年）、正隆五年（公元1160年）、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这是金朝统治者学习中原汉地典制、实行科举新政在地方上的反映。元代的汉化程度虽然逊于金代，但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融合。西安碑林在蒙古人统治关中的130余年间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延续，其中，对京兆府学、孔庙、碑林的整修，目前可知的就有8次之多。最迟到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整修后的孔庙、碑林，与保存至今的孔庙、碑林的格局基本相仿。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陕西巡抚马文升将长安、咸宁二县学，迁建于府学、孔庙的东西两侧，形成了“一庙三学”的建筑格局。有明一代，朝廷对西安孔庙、府县三学和碑林的整修十分频繁。但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的关中大地震，却使碑林藏石遭到了巨大破坏。之后的整修工作很多都是补救碑石的，如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陕西地方官员整理和修复了损坏的经石，还将残断和缺失的内容补刻在96块小石上，竖立在石经之侧。

（来源：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安文化遗产辑录》，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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