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这是最早关于骊山工程的文字记录。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四月又提到“复土骊山，骊山事大毕”，秦始皇帝陵园的建设周期似乎将近40年。但陵园内外文物遗存的时代特征变化并不明显，真实情况可能是自李斯担任帝国丞相之后才开始，建设时间短促。《水经注校证·渭水》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zhǒng]圹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

《周礼·春官·冢人》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郑玄为之注曰：“先王造茔[yíng]者，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这阐述了上古以来天子诸侯墓葬选址的原则。战国时，各诸侯称王，也参照周礼之制，墓葬选址也尽量考虑在高亢之地，远离水源，根据地理情况预先做出规划。

1977年，河北战国中山王陵出土了“兆域图铜版”，证明古代大型陵墓规划建设的事实和原则。在铜版上还附加有文字，标注了关于修建墓地及埋葬丘封等各项具体标准，并特别申明如果按原定标准修建遇到问题时，可以从扩大方面考虑。毕竟任何一项工程规划理想总是好的，但未必能完全实现，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调整原则是宁大勿小。

陵随都移。咸阳为都期间，秦王公陵园有两组：城西北的咸阳原上一组，已经发现了3座，可称为西陵；城东南的骊山脚下两组，一芷阳，一丽山，可合称为东陵。从昭襄王时代开始，秦国的王陵区已从咸阳西陵区移至咸阳东的芷阳。葬于芷阳的昭襄王上辈有宣太后，平辈有唐太后，子辈可能有悼太子，孙辈有庄襄王及其夫人帝太后。

由张海云、孙铁山所著《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指出，陵园排位的昭穆关系是先王之葬居中，子、孙以昭穆并列左右，然而悼武王与昭襄王同属惠文王之子，乃为昆仲，不能并列昭穆，因此他才把陵址选在芷阳，其后又以他为祖位，子孙以昭穆葬之左右。

始皇是昭襄王的曾孙，应该追随近祖埋葬在芷阳。因此从总体上说，秦始皇陵园虽然独立为陵，但还是属于东陵区大地理概念。

始皇死后，按照昭襄王为中心的芷阳陵区的规制，只能葬在以昭王墓园为中心的昭位，这个位置应该居于二、三号陵园的北侧。但是北侧的空间十分有限，只能向东移动至骊山脚下。然而这个选址的地质条件并不好。主体分布范围无论从地貌开阔程度及黄土厚度，还是从交通便捷与否等方面看，这里并不合于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帝王陵墓选址的要求。

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分布及河道、台塬的关系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是该时期人们丧葬观念最直接的反映，“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抇[hú]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

已经发现的秦国陵区无不符合这种选址要求，春秋早期的西山陵区、凤翔陵区以及东陵，它们所处的位置黄土深厚，地下水位较低，秦始皇帝陵区就不具备这一要求。

（来源：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安文化遗产辑录》，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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