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社会风气当中，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唐代长安的体育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融入唐代百戏中的体育项目大致有摔跤、舞剑、射箭、举重、蹴鞠以及拔河等。

蹴鞠，唐代又称“蹴球”，这项古老的足球运动至此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在球的制作技术上有了质的改进。唐人徐坚在《初学记》中说：“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此外，归氏子在以姓取笑皮日休时还说:“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可见，唐代的足球是用八片皮子经过火水揉处理后缝制而成，内以胞为里，可以充气，较之汉代的实心球要好多了。另一方面，在球门的设置上，汉代是在封闭的场地两端设置对称的半月形鞠室，而唐代则是“植两修竹，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以较胜负”。这和现代足球已经比较接近。

唐代蹴鞠的玩法有多种，其中一种即如上述《文献通考》所谓“球工分左右朋，以较胜负"的比赛形式。唐人仲无颇在其《气球赋》中写到:“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描写的正是唐代蹴鞠比赛精彩而激烈的场面。蹴鞠的第二种玩法就是所谓的“白打”。王建《宫词一百首》中提到:“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韦庄《长安清明》也说:“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按照《辞源》的解释:“两人对踢为白打，三人角踢为官场，胜者有采。”难怪当时会有所谓的“白打钱”，原来那是胜者的彩头。此外，蹴鞠还有一种玩法，那就是“趣鞠”，即以将球踢得高低定输赢，高者为优。比如韦南康的亲随行军张芬，曲艺过人，“常于福感寺超鞠，高及半塔，弹力五斗”，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脚力。

唐代由于马球运动的兴起，作为球戏之一的蹴鞠已退居次要地位，基本上变成了寒食与清明的节令娱乐活动，但在当时的宫廷、军中和民间仍较普及。像唐僖宗(873-888年在位)就“好蹴球、斗鸡为乐”。而皇室的王子王孙们也常“斗鸡、走狗、赋鞠、弹射于苑中龙首原”。至于军队之中，虽然由于军事战术的改变，原为步兵训练手段的蹴鞠自南北朝时即已衰落，但仍不失为唐代军中的一项娱乐活动。故韦应物在《寒食后北楼作》一诗中写到：“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而且，随着唐代足球制作技术的改进和踢法的多样化，蹴鞠不需专门的球场也能靳行，故在民间也较为普及。唐玄宗在《初入秦川路逢寒食》一诗中就写到：“公子途中方蹴鞠，佳人马上戏秋千。”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中也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的描写。可见，蹴鞠确已成为唐代长安寒食节的娱乐活动之一。而杜甫《清明二首》中“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诗句，不仅显示了唐代文人对这项运动的喜爱，而且也说明蹴鞠还是当时清明节的一种娱乐项目。同时，由于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长安的妇女们也积极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前引王建《宫词》中“寒食内人长白打”的诗句，反映的就是宫女们蹴鞠的场景。另据唐代康骈《剧谈录》记载，有次春雨新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正在长安胜业坊北街道侧的槐树下站立，适逢军中少年蹴鞠，恰巧一球飞来，她遂“接而送之，直高数丈”。其娴熟的脚法和精湛的技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注意，“于是观者渐众”。连一个路边少女都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可见这项运动普及的程度之高。

射箭在唐代分步射和骑射两种，无论在军中还是宫中以及民间都有广泛的开展，其中尤以军中最为普及。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弓箭是每个士兵都必备的武器，“人具弓一，矢三十”。而且军中还经常进行射箭比赛，“及第者有赏”。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该项活动在军中的开展，造就了不少射箭高手。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羽林将刘洪喜欢骑射，常当着皇上的面让人在风中掷鹅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

宫中的射箭活动则有赖于帝王们的推动。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对射箭就有着特别得喜好，他曾于禁苑之内射猎，四发而四中。除了自己善射，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还于登基之后“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太宗之后，唐代帝王善射者也不乏其人。据《唐语林》记载，唐宣宗(846-859年在位)“弧矢击鞠，皆尽其妙”。而唐僖宗(873-888年在位)也“好骑射”。在他们的推动之下，长安的宫女们也很喜爱这项活动，常身跨骏马，把弓持箭，跟随皇帝游猎于禁苑之中。唐代诗人杜甫在《哀江头》诗中写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看来射技还不错。此外，“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这无疑是节日趣味性的射箭比赛。

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䂎手，步射。”既能从民间选拔出那么多的射手，说明射箭活动在民间也有广随着射箭活动的广泛开展，有关射箭的理论也有了新的成就。《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王琚的《射经》一卷，张守忠的《射记》一卷，任权的《弓箭论》一卷，这无疑是对唐代射箭活动的经验总结。

角抵，唐代长安又称相扑，类似于今天的摔跤。据《隋书·柳彧传》记载:“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可见，早在隋代，此项活动就已流行于长安民间。唐承隋俗，相沿不替。唐玄宗在开元二年(714年)八月七日的敕令中曾经提到：自隋以来，“广场角抵，长袖风飘，聚而观之，浸而成俗”中。说明角抵这项运动在唐代不仅非常盛行，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民间习俗。而这种习俗又进一步推动角抵在长安宫廷和军队中的发展。唐玄宗(712一756年在位)时，每赐宴，在其他乐舞表演完之后，一般都有散乐百戏，而角抵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目。而唐穆宗(820-824年在位)则更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唐敬宗(824-826年在位)也尝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显示了角抵的激烈程度。另据《新唐书·兵志》记载，自天宝(742-756)以后，唐中央的“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梁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说明角抵在军中是非常盛行的。

对于角抵的风行，唐代的文人们也曾作赋以述之。像周缄就在《角抵赋》中写到:“前动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众，尽是用拳之手。”而周缄本人据说就很擅长这项运动。唐代这种俗好角抵的风尚，在传世的绘画中也有体现。在敦煌藏经洞里所发现的唐代幡画相扑图，画中人物赤身裸腿，互相搂抱、扭摔，形象逼真。就其打扮而言，与东传日本的相扑已无甚区别。

敦煌藏经洞幡画相扑图

曾盛行于汉代的击剑之风，伴随着军事战争中兵器的改变，自南北朝以后就走向衰落了。但作为武术中的一个门类，剑术在唐代仍受到一些人的重视。像诗仙李白就自幼“喜纵横术、击剑”。吕岩也自称“昔年曾遇火龙君，一剑相传伴此身”。唐僖宗(873-888年在位)除了精于骑射、击球之外，也颇好剑槊。黎干为京兆尹时，曾在长安兰陵里遇到过一个身怀绝技的老人，可以同时舞剑长短七口，迭跃挥霍，如闪光电激。舞毕，掷剑于地，如北斗状。其剑术确有惊世骇俗之功。不过，当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将剑术与乐舞相融合而创编的风格独特的“剑器舞”。根据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的记载:“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关于舞剑的雄姿，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写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动作雄健，进退迅速，起止爽脆，节奏鲜明，动如崩雷闪电，止如江海波平、清光凝练。难怪连杜甫都说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浏漓顿挫，独出冠时”。确实已将剑术与舞蹈的融合发展到了极致，并成为当时乐舞百戏演出中的一个精彩节目。

举重作为古代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仍为唐代的力士们所看重。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在长安二年(702年)创置的武举中就有一项“翘关”，方法是取一长一丈七尺、直径三寸半的木棍，手抓一端，上举十次，结束后，手距棍端不能超过一尺。这实际上是锻炼臂力的一种手段。除了翘关，唐代的举重方法还有“扛铁”。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在唐代的军人当中，“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翘木即翘关，扛铁则应是举铁制的重物了。随着活动的开展，当时还涌现出了不少的顶尖高手。像韦皋的亲随行军张芬，就可以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硙中。还有一个叫汪节的人，据说曾将东渭桥边重达千斤的石狮子提起，投之丈余”。唐代百戏中的“夏育扛鼎”虽是“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已非真正意义上的举鼎，但不论是车轮、石白还是大瓮器，也均为重物，其跳弄也是建立在先举起重物的基础之上的，故也应属于举重的一种形式。

拔河，古称牵钩。相传先秦时，楚将伐吴，创设此戏“以为教战”。后来此项活动遂流传民间，相沿不绝。拔河在古时用的是篾缆，唐代则用大麻绳，“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向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有数百人参加拔河比赛，其规模确实够大的了。

拔河作为一项大规模的群体活动，因其既可以健身又颇具趣味的特点，不论在长安民间、宫廷还是军队之中都很受欢迎。当时，张说曾写了一篇《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诗，生动地描述了京城民众拔河的热闹场面：“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唐中宗(684年、705-710年在位)时，还曾于清明这一天在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当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认为不公平，要求重新划分，但中宗没有同意。最后，西朋果然输了，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因年老，随绳而倒，很长时间都未能起来。中宗当时非常高兴，命左右将二人扶了起来。此外，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也尝“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与前述纯粹娱乐性的拔河相比，这里显然又增加了向外炫耀国力的成分。关于这一点，薛胜《拔河赋》说得就更为明白：“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两队，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确实，那种“勇士毕登，嚣声振腾”的场面，“挥落日而横天阙，触不周而动地轴”的气势，“绳㩧扑而将断，犹匍匐而不回”的精神，连朝中大夫以上的官员也要“停眙而忘食”，又怎能不使“匈奴失箸，再拜称觞”呢?另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在唐中央的六军宿卫中，“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说明拔河这项活动在军中也很流行。

虽然拔河具有比试气力的目的，但却并非男子汉的专利。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李显就曾“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说明唐代的妇女们也很喜欢这项活动，时亦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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