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代相比，唐代长安的动物戏发生了很大变化，血腥残酷的斗兽表演鲜有所闻，而驯兽、驯禽却至为繁荣，成为唐代长安动物戏的主流。
在当时的驯兽表演中，“舞马”最具特色。舞马源于南北朝，至盛唐时得到空前发展。据美国学者谢弗所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引《景龙文馆记》记载，唐中宗(684年、705-710年在位)时，在一次招待吐蕃使者的宴会上，就曾有舞马表演，“乐作，马皆随音蹀足。遇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这段描写与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皮囊式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来到了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唐玄宗尝命人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他们将这些马“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每当玄宗的生诞日——千秋节，则命舞于勤政楼下。张说的《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说:“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描写的就是这种舞马的动人场景。从张说诗中“天马来仪自海西”和李商隐《思贤顿》“舞成青海马”的描写来看，这些舞马应当源出青海的吐谷浑。后来，安史乱发，唐玄宗南逃四川，他的那些舞马遂散落民间。
唐舞马衔杯皮囊式银壶
驯犀和驯象是唐代长安杂技中的珍稀节目。当时，南方地区曾多次向长安宫廷之中进献驯象和驯犀，以作观赏和表演之用。唐玄宗时，每赐宴设酺会，则于勤政楼下“列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也曾献来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唐代诗人常衮在《奉和圣制麟德殿燕百僚应制》一诗中写到：“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描述的就是这种驯兽表演的喜庆场面。而西藏桑鸢寺唐代壁画上描绘的驯象图，有力士与象角力，使象假作摔倒；还有令象以前足及鼻为支点，后脚凌空，作倒立动作中，形象具体生动，而且有的动作(如象倒立)在现代的驯象表演中仍常看到。
此外，唐代长安动物戏中还有驯猴表演。据《幕府燕闲录》记载，唐昭宗(888-904年在位)驾下伎艺人中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故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诗云:“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读书竟不如驯猴当官来得容易，也难怪诗人会发出如此感慨了!在《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散乐百戏中，还有一项“猕猴缘竿”，当属驯化猕猴做爬竿表演一类的动物戏。在现存日本的《唐舞绘》中，有一幅“猿通金轮”的猴戏图，描画的正是驯猴表演的场景。
《唐舞绘》之猴戏图
驯禽鸟在唐代长安也很受欢迎，其中尤以驯斗鸡最为有名。早在唐朝初期，斗鸡就是长安民间寒食和清明期间的主要节令娱乐活动。杜淹尝在《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诗中写到:“寒食东郊道，扬鞲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从。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斗鸡的场面激烈而热闹，显示了唐初斗鸡的水平。到了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期，长安的斗鸡活动达到了高潮，这当然与玄宗的大力倡导有关。唐玄宗在未登基之前，就很喜欢民间清明节斗鸡之戏。即位之后，他便于宫中设置鸡坊，“索长安雄鸡金豪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并任命解鸟语、善驯斗鸡的贾昌为鸡坊五百小儿长，天下号为“神鸡童”。每当节庆宴会之时，贾昌就打扮一新，手执铎拂，引导群鸡徐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群鸡在他的指挥下，一个个“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在决出胜负之后，则“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这一非同寻常的表演，使其他的伎艺人无不“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其水平之高，即使放在我国杂技历史的长河中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确已超出了单纯斗鸡的范畴，而堪称是一场大型的驯禽表演。受其影响，当时的长安城中弄鸡成风。据说直到宋代，京兆户民犹“尚斗鸡、走犬之戏，习以为业”。
驯鹦鹉也是唐代长安的一项驯禽节目。开元(713-741)中，宫中有只五色鹦鹉，能言而惠，玄宗尝命左右试牵自己的衣服，此鹦鹉辄瞑目以叱之。天宝(742-756)中，岭南献白鹦鹉，驯养于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唐玄宗和杨贵妃皆呼为“雪衣女”。玄宗曾命以当时词臣篇咏教之，数通便可讽诵。玄宗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稍有不胜，左右即呼“雪衣女”。此鸟必飞入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妃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其驯化程度之高，确非常者可比。此外。民间也常有驯养鹦鹉者。如胜业坊古寺曲霍小玉家就驯养有一只鹦鹉，每见人来，它就高声叫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也很有灵性。唐代诗人王建《宫词一百首》中就有咏鹦鹉诗：“鹦鹉谁教转舌关，内人手里养来奸。语多更觉承恩泽，数对君王忆陇山。”描写的就是宫中驯鹦鹉的情况。
另据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唐代魏伶在做长安西市丞时，曾驯养了一只赤嘴鸟，每于人群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之称为“魏丞鸟”。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还提到有个叫卫济川的人，他驯养了六只鹤，能够识字。济川检书，皆使鹤衔取之，从无差错。可见当时驯禽鸟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在唐代长安的小动物戏中，驯刺猬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节目。据唐代李绰的《尚书故实》记载，长安街陌之中曾有聚观戏场者，原来是有两只刺猬在表演对打，“既合节奏，又中章程”。确实比较新颖、有趣。
此外，在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动物戏——驯昆虫。相传在唐宪宗(805-820年在位)及穆宗(820-824年在位)时，有个飞龙卫士名韩志和，曾于皇上面前以蝇虎子分队舞(凉州》，“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另外，于在襄州(治今湖北襄樊)时，也曾见过山人王固表演驯蝇虎子。蝇虎子，即蝇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蝗。在唐代，经过人的训练，蝇虎子已能做到闻乐而动，的确是比较新奇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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