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

近日，四川、甘肃等多地公安厅公布了多起网民利用AI技术制造谣言的案例，公安部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有4起涉及违法人员使用AI造谣，引发舆论持续关注。近两年来，生成式AI技术的广泛应用，令利用人工智能编造的网络谣言的数量呈上升态势。舆论普遍认为，利用AI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已形成一种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对政法机关的社会治理工作提出挑战。我们从公开的典型案件中选取10起为研究对象，分析AI谣言的舆情特征，总结舆情处置经验，为政法机关提供参考。

10起典型案例中，有6起是涉及公共安全的谣言，包含“地震”“火灾”“爆炸”等关键词；2起谣言涉及教育领域，分别为“贺州市第五高级中学小卖部经营权调查情况的通报”和“德阳12岁女生被8人轮流扇耳光3小时，致耳膜穿孔”；1起谣言涉及民生领域，为“广州将成全国首个限制外卖配送的城市”；1起涉及政治谣言，为“一旦要打仗，启动一级战备，专家建议老百姓冲在最前线，报效祖国”。在行为动机上，有7起案件明确提到了造谣者是为了获取更多流量、赚取收益，有1起案件系行为人为了蹭热度涨粉，还有1起系行为人为了发帖赚稿费。曝光形式方面，10起案件中有9起是采用图片加文字的形式，有1起是以视频形式传播，即网民骆某某将其他地区的抗洪、救灾视频嫁接到新疆乌什地震上，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从处置结果看，9起案件的行为人被涉事警方给予行政处罚，网民杨某招揽多人捏造“广州即将成为全国首个限制外卖配送的城市”谣言，当地公安部门对涉案6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观察以上案例，可以发现涉AI谣言案件具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特征：

1.信息混杂 辨真伪难度增加

网络谣言的最终目的，就是令大众相信造谣者生产的虚假信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企图。AI谣言虽然是造谣者利用软件系统等程序生成，但在形式外观上新闻要素齐全、内容完整，极具逼真性和迷惑性。而随着ChatGPT、文生视频模型“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出，造谣者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将现有算法和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排列组合”，令网民掉入以假乱真、虚实混杂的“信息陷阱”。比如，无中生有地通过软件直接生成逼近真实的图片、音视频；将网络中真实存在的图片、视频等进行嫁接以增加真实感；故意“添油加醋”篡改真实信息，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煽动民众恐慌等。而经过AI包装过的网络谣言，彻底颠覆了大众“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的常规认知，让谣言变得更具有伪装性和欺骗性，极大混淆了公众视听。

2.精准分析 制造舆情“爆点”

公安部网安局在发布涉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时曾指出：“AI通过海量数据的学习和用户行为、兴趣的分析，从而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模式和规律，进而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恰恰是它的拿手好戏。”可见，AI强大的技术优势使得其被造谣者充分利用，通过大数据找到公众最为关注的内容，通过提取相关的关键词生成谣言，并制造出一个个舆情“爆点”。进一步观察发现，关涉民众个人和公共安全的信息往往最受AI谣言的“青睐”，比如突发案事件中重点突出“交通事故”“阴谋”“故意杀人”“死亡”等细节，突发公共安全类事件中多强调“地震”“爆炸”“火灾”“洪灾”等情节。在标题设置上，此类AI谣言也很有煽动性，比如“一场惊心动魄的‘钞票大战’ 巴中市警民对峙引发轰动 谁将成为胜利者”“一场强烈地震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席卷而过，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等，通过夸张的语气、数据表述实现对受众心理的精准拿捏，令其内心作出倾向性选择。

3.技术加持 谣言生成效率提升

相比此前造谣者单纯靠人工捏造、散布谣言这一略显“原始”的方式，利用AI造谣明显提升了谣言的“技术含量”，使得谣言的生成速度、数量以及传播量都出现质的飞跃。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工智能的高效性、自动化等特点，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谣言的“批量化生产”。比如，人民网报道称，在“广州限制外卖配送”谣言案中，涉案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不实文章，发布“外卖配送将被禁止，餐馆只能提供堂食和到店取餐服务”等虚假消息，扰乱当地社会正常秩序。又如《检察日报》报道，2023年12月，西安警方在破获的一则“西安市鄠邑区管道破裂”谣言中发现，该案涉及一款名为“翠绿笔墨”的写稿软件，一天能生成19万篇文章，7天能达到上百万篇，谣言的输出密度和量级令人惊愕。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看到AI造谣背后的“商机”，将造谣传谣看成生意，由此衍生出一条条黑灰产业链，这意味着网络谣言产生后，往往会被大量转发炒作，造谣的门槛和成本极大降低，但传播的效率和产生的影响却成倍增加，大大提升了网络谣言的破坏力。

4.打“信息差” 带偏网民认知

AI技术的出现为造谣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语料池”，令其在时间、地域等方面选择维度拓宽，而网民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另一方，对造谣者提出的信息必然无法全部掌握，这就为造谣者利用“信息差”炮制谣言提供可乘之机，最典型的体现就是AI“异地造谣”现象。在上述10起案例中，有5起案件涉及异地造谣，比如某网民将发生在江西某地的校园霸凌事件编造为四川某学校、山东网民发布“广西贺州某中学小卖部经营权调查情况通报”的谣言等。造谣者将外地发生的事件安在本地，或将外地发生的A事件安在B地，未知全貌的网民被谣言信息带偏认知后对该信息转发扩散，而一些自媒体博主未经核实信息真实性，出于吸引流量、博取眼球等各种目的，对谣言进行加工解读和转发传播，也为放大谣言的危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上文所述，利用AI技术造谣可谓“门槛低、传播广、破坏大”，而流量带来的可观收益促使造谣者不断铤而走险，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影响网络空间秩序和社会稳定。从公布的案例情况看，各地公安部门对涉AI谣言案件整体能做到快速介入处置，有效安抚人心，保证社会秩序平稳。在此总结出三点处置经验，供政法机关参考。

一是积极处置个案。经分析，那些对涉AI谣言案件的处置整体较成功的案件，涉事公安部门总体处置都秉持了“发现早、研判准、处置快”的原则。具体来讲就是，舆情意识在线，尤其对那些破坏性较强的、消解官方公信力的、容易激发公众集体恐慌等方面的信息保持敏感，一经甄别判定为谣言的，政法机关往往多管齐下，在谣言拦截、信息清理、信息发布等方面展现出更多主动作为。另外，对于涉及多个部门和地域的AI网络谣言，政法机关也加强了联动配合，有力阻断了谣言传播链条，力争让官方处置速度跑赢谣言传播速度。

二是做好普法宣传。目前，甘肃、四川、广西等多地公安都积极通过官微等多种方式展开典型案例宣传，向大众讲明AI造谣的生产机制、话术套路、识别方式等内容，引导网民增强对网络谣言信息鉴别能力，呼吁广大群众对未经权威部门证实、背景缺失、地域不清、指向不明的信息内容，不先入为主作评判，不主动传播。今年4月21日，安徽合肥警方还通过央视新闻，在关于“AI软件成造谣工具”节目中揭秘谣言制作过程，让网民更直观地加深了对AI造谣的认知，起到较好宣传效果。

三是加大惩处力度。针对AI造谣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舆论一致呼吁严加惩处。对此，政法机关积极回应舆论期盼，从主观恶性、谣言性质、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积极打击AI造谣违法犯罪行为。以上述案例为例，绝大多数的始作俑者被给予行政处罚，包括批评教育、罚款、行政拘留等，舆情处置流程比较完整，闭环率较高。特别是在“广州即将成为全国首个限制外卖配送的城市”谣言一案中，广州警方对杨某、叶某英等6名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通过办理典型案例的方式形成震慑，让造谣传谣者心存畏惧，遏制其违法犯罪冲动，被业内专家评价为“是打击治理AI造谣违法犯罪行为的样板案例，将对不法分子起到有力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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