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和古老的传说，伏羲女娲的故事最迟在汉朝时期已经广为传播，那些在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的几乎同样的伏羲女娲形象是其重要证明。蓝田的人类活动，可以上溯到212万年前的上陈遗址，最迟也在163万年前的公王岭遗址开始就有了人类的活动。然而直至距今一万年前后，蓝田一带人类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木棒和石器，但比较粗糙，石器属于打制，学术上称其为旧石器时代，距今八九千年开始，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类快速繁衍，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地。蓝田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境内河流沿岸的二级阶地上，在灞河及其支流浐河、汤峪河、岱峪河、鲸鱼沟、辋峪河等河流沿岸分布较为集中，巨大的聚落有如下几处：

新街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位于华胥镇新街村西北300米，1961年和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调查。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5—3米，暴露有灰坑，采集有泥质或夹砂红陶片，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器型有钵、盆、罐等。灰坑内有大量田螺外壳。从遗迹现象判断，该遗址应属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该遗址中首次发现了陶砖遗物，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建筑材料。

嘴头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位于焦岱镇侯家碥村中及东南部、蔡家坡村西北部，汤峪河与岱峪河交汇处，地势高亢平坦。遗址大体呈三角形，南北约1500米，东西约1200米，面积约50万平方米，年代为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嘴头遗址堆积较为丰富，文化层厚1—3.5米，暴露的遗迹有灰坑、房址等数十处。灰坑形状有袋状、桶状等。采集陶片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灰陶、泥质灰陶较少。可辨器型有尖底瓶、折沿盆、铁轨式口沿罐、折沿罐、敛口钵、平沿缸、敛口瓮等。

嘴头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中已发现，在此次复查中发现，遗址内涵仍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但遗址的范围、面积与上次普查出入较大，面积远大于上次普查所确认的2万平方米。同时，在该遗址中发现房屋居住面加工十分考究，共15层，总厚度约48厘米，为其他遗址所少见。嘴头遗址分布范围较大，堆积丰富，可能是汤峪河及岱峪河流域甚至浐灞流域的一处中心聚落，为研究浐灞流域史前时期聚落分布特点、聚落内部结构特征及社会内部的分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聚庆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位于汤峪河以西约1000米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西约80—120米，南北约200—25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多在2米左右，暴露灰坑10余处，形状有袋状、桶状等；遗址范围内陶片散落，俯拾即是。陶片中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灰陶、泥质灰陶较少。可辨器型有仰韶文化折沿盆、铁轨式口沿罐、叠唇缸等。聚庆遗址是汤峪河西岸发现的少数史前遗址之一，对于探讨秦岭山前台塬地带的仰韶文化面貌、内涵及分布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南水磨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位于南水村东约500米，和尚寺沟西侧的二级台地上。遗址平面大致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250米。遗址所在范围内遗迹现象不明显，但断面上仍可见夹杂大量陶片，采集有夹砂、泥质红灰陶口沿残片及腹片。经判断器型主要有罐、鬲[lì]、盆等。纹饰则主要为绳纹。该遗址是鲸鱼沟一侧二级台地上发现的古遗址之一，为研究此处的人类选择居住环境及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鲸鱼沟沿岸的聚落分布提供了线索。

史家寨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位于史家寨村东北的台地上，南北约150米，东西约40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由于平整土地及不断取土，遗址地层被严重破坏，没有发现明显的文化层堆积，仅在遗址范围内发现有陶片等遗物。陶片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泥质灰陶与夹砂灰陶较少。可辨器型主要有罐、缸、钵等。史家寨遗址是蓝田县西南部发现的少数史前遗址之一，为研究库峪河流域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马家河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西周早期，位于三里镇马家河桥南200米，312国道西的土塬上。这里是一处缓坡高地，地势北高南低，白马河从西南侧流过，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20米。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并存的遗址，现为一片耕地。地面上散见一些陶片，陶质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器型有陶钵、陶罐、陶簋等。这里还分布着不少汉墓，断壁上可见多座汉墓，有子母砖券顶的汉多室砖墓。蓝田是陕西省原始文化比较发达、分布密集的地区。马家河遗址延续时代绵长，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文化以及周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资料。

洩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西周时期，位于洩湖镇洩湖村灞河东岸台地上的镇街东北、西北两地。面积约1.5平方千米，文化层厚3—9米，暴露灰坑、墓葬、居址等多处。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5次发掘、清理，发现遗存主要有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西周文化遗存。仰韶文化遗存包括半坡、史家、庙底沟、西王村等类型。遗址出土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有部分灰陶。纹饰多见绳纹及各种图案的黑彩。器类有尖底瓶、钵、盆、釜、罐等。遗址同时还出土有石斧、锛[bēn]、网坠、打制刮削器，骨锥、镞、笄等。遗址内发现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半地穴式单居址7座、灰坑9个、墓葬1座，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极少。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还有带状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型有侈口袋足的单把鬲、斝[jiǎ]、罐、鬶[guī]等。西周遗物有陶鬲、豆、罐等，并于1985年清理西周车马坑1座。该遗址是目前陕西地区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新石器时代地层最多、最全的一个遗迹，它代表了陕西地区除前仰韶文化以外，目前已知的全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对研究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具有标本作用。

据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研究论证，可以基本确认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早也不过仰韶文化晚期；伏羲、女娲、神农氏为代表的三皇时代早于黄帝时代，就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蓝田这些仰韶文化遗址对于理解华胥氏族文化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或许这些正可以打开华胥氏族存在于兹的想象空间。他们究竟与灞河上游的公王岭猿人有何关系暂且不论，但是他们与灞河下游的支流浐河东岸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半坡人应该具有密切的往来关系，华胥陵和华胥氏的传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地位。蓝田当地人祖辈相传，每年的二月二龙抬头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华胥陵祭祀活动，临潼老母殿、人祖庙等历史遗迹也有各自的庙会和民俗活动，其中所隐含的古老的文化信息，与华胥氏族的古老传说必有可以联想之处。中国当代著名史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特意为华胥陵题写碑铭，正是对此地史前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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